挪用公司財產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勝訴案例

2021-12-26 15:31:37

原告:成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錦江區一環路東五段108號。

法定代表人:楊洋,成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李*鵬,四川**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雷琳琳,四川**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蔡某,男,1994年9月20日出生,漢族,住南充市高坪區。

委托訴訟代理人:彭律師,四川**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成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簡稱文化公司)與被告蔡某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因被告蔡某下落不明,本案依法適用普通程序,并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審理中,文化公司向本院提出司法審計申請,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進行司法鑒定。第一次庭審中,原告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楊洋及委托訴訟代理人李*鵬,被告蔡某及委托訴訟代理人彭律師到庭參加了訴訟。第二次庭審中,原告文化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李*鵬,被告蔡某及委托訴訟代理人彭律師到庭參加了訴訟。雙方庭外和解期間未能達成一致。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文化公司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1、判令蔡某賠償文化公司損失暫定為180182元(變更訴訟請求為:蔡某返還挪用及侵占文化公司財產共計261731.29元);2、本案全部訴訟費用由蔡某承擔。事實與理由:文化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10日,注冊資本500000元,工商登記股東為楊洋、胥某、成都文武商三一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文武商三一堂公司),但實際股東為:楊洋、胥某、朱文健、張盡松、黃某、張洲、蔡某、文武商三一堂公司,因蔡某在公司運營各方面經驗豐富,各股東在公司成立后均同意以蔡某個人的銀行卡號為6221××××9656(升級后的卡號:6214××××6629)的成都銀行卡作為文化公司的賬戶,專用于文化公司在經營活動中的所有資金收付,各股東基于對蔡某的信任,該銀行卡由蔡某實際控制和使用,文化公司對外取得的營業收入均由收款人通過微信、支付寶等方式轉入蔡某的微信、支付寶,然后由蔡某提現至該銀行卡,或者由收款人直接通過支付寶等方式直接轉入該銀行卡。2018年8月,蔡某因其個人購房私自從公司賬戶轉出100000元。公司成立期間,蔡某將文化公司財產挪為他用,共計金額為261731.29元。經文化公司發現后,蔡某拒不返還,蔡某的行為嚴重侵犯了文化公司財產利益。蔡某持有的成都銀行卡作為文化公司的賬戶,專門作為文化公司經營活動中所有資金收付的賬號,其中財產應當依法屬于文化公司的財產,蔡某擔任董事長期間,作為文化公司的全面運營者,利用其職權和便利將公司財產用做其個人用途,侵害了公司財產權益,導致文化公司日以虧損,對外形成債務,蔡某應當對其予以返還。文化公司為維護其合法權益,特訴至法院。

蔡某辯稱,文化公司本身屬于虧損,并不存在文化公司所謂的挪用公司資金,最終以雙方核算的資金金額為準。

本院經審理認定事實如下:2017年7月1日,甲方蔡某與乙方胥某簽訂《公司股份協議書》,載明:公司注冊全稱為文化公司,蔡某出資51000元,胥某出資49000元,公司經營范圍為體育、營銷策劃;雙方按本合同規定繳納出資并簽約后,即成為公司股東;除去經營成本、日常開支、工資獎金、需繳納的稅費等收入為凈利潤,即合伙創收盈余,此為合伙分配的重點,將以合伙人出資為依據,按比例分配;蔡某占有公司51%股權,胥某占有公司49%股權;任何一方擅自挪用公款超過5000元以上,應受此款雙倍賠償,情節嚴重者可依據相關法律可向有關部門提起訴訟。

2017年12月27日,甲方蔡某(代成都連山武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暫定名,正在注冊中)與乙方鄒德得簽訂一份《代持項目股權協議書》,載明:乙方在成都智匯茶樓)項目占有百分之七十的股權,甲方同意乙方在該項目中為其代持股權;本次由乙方代持標的為甲方在項目中占項目店總股本中的股權,對應出資90000元,乙方具體所占項目總股本的比例以投資建賬附件為依據,核算后加上乙方贈送點,最終確定為15%,本協議簽訂時甲方在2018年1月15日支付50000元,余款40000元于2018年7月31日前支付;乙方確認認購代持股份的投資款系完全由甲方提供,只是由乙方以其名義代為投入項目,甲方應于協議簽訂時將上述50000元支付到乙方指定賬戶。

2018年1月8日的文化公司的《章程》載明:胥某出資額350000元、楊洋出資額100000元、文武商三一堂公司出資額50000元,出資時間均為2048年1月8日。2018年1月10日,文化公司注冊成立,注冊資本500000元,工商登記股東為楊洋(持股20%)、胥某(持股70%)、文武商三一堂公司(持股10%)。經營范圍為:內資文藝演出、大型活動組織服務、企業營銷策劃、禮儀服務。

2018年1月15日,委托人黃某、張洲分別與受托人蔡某簽訂《代持股權協議書》,載明:黃某、張洲分別在文化公司占有6%股權,黃某、張洲同意蔡某在該公司中為其代持股權,本次由蔡某代持標的為黃某、張洲在文化公司中占公司的總股本中的股權,分別對應出資30000元,蔡某具體所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以投資實際額為依據,最終確定為6%,本協議簽訂時黃某、張洲在2018年1月15日分別支付30000元;蔡某在此聲明并確認,認購代持股份的投資款系完全由黃某、張洲提供,只是由蔡某以其自己的名義代為投入公司,故代持股份的實際所有人應為黃某、張洲;黃某、張洲應于協議簽訂日將30000元支付到公司賬戶,否則蔡某有權單方面解除本協議。

庭審中,文化公司、蔡某確認:文化公司的實際股東為蔡某(占51%股權)、胥某(占49%股權),其中蔡某分別代持了張洲、黃某、楊杰的部分股權,胥某代持朱文健、張盡松、楊洋的部分股權;蔡某任文化公司董事長,負責經營管理。文化公司陳述:蔡某的成都銀行卡賬戶、蔡某名下184××××6178的支付寶賬戶及蔡某名下微信號×××88的財務通賬戶均用于文化公司的對公賬戶。蔡某陳述:上述賬戶除用于文化公司的對公賬戶外,還有部分款項的收支是蔡某的個人款項,且文化公司應向蔡某發放的工資均在上述銀行卡賬戶上,用于蔡某的個人支取。

文化公司成立前,蔡某和胥某曾成立了成都武*公司,該公司未注冊。文化公司的主要經營業務為拳館,也幫助其他教育培訓機構進行市場招生、引流,與其他教育培訓機構有合作關系。2018年11月20日左右,蔡某因與文化公司發生糾紛而分開,公司未再實際經營。文化公司未向股東分配過利潤。

審理中,文化公司申請對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0日蔡某的上述成都銀行卡賬戶、支付寶賬戶、微信財付通賬戶的收支金額進行鑒定,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強公司)進行司法會計鑒定。鑒定中,華強公司共出具了兩份鑒定意見書,華強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作出的川華會成專審(2021)237號《補充鑒定意見書》載明:關于本案收支金額的鑒定意見以本補充鑒定意見書為準。該鑒定意見載明:1.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蔡某支付寶、微信、銀行卡賬戶收入共372筆,金額1230385.06元,雙方對賬戶收入證據無異議金額為977929.56元;2.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蔡某支付寶、微信、銀行卡賬戶支出共414筆,金額為1132399.62元,退費事項支出共14筆,金額為76000元,以上支出共計1208399.62元,雙方對賬戶支出無異議金額為878653.77元;3.蔡某對文化公司提供的上述賬戶收入證據中存在異議的收入有59筆,金額為252455.5元;4.文化公司對蔡某提供的上述賬戶支出證據存在異議的支出共106筆,金額為272245.85元,對退費事項支出證據存在異議金額共6筆,金額為57500元,以上存在異議支出共112筆,合計金額為329745.85元。該《補充鑒定意見書》附有附件5《文化公司對賬戶支出存在異議統計表》(以下簡稱《支出異議表》)、附件6《文化公司對退費事項支出存在異議統計表》(以下簡稱《退費異議表》)、附件7《蔡某對賬戶收入存在異議統計表》(以下簡稱《收入異議表》),各統計表中均載明了收入或支出的交易對方名稱、交易時間、金額、支付渠道、款項摘要、各方異議理由、收入或付款方式(具體內容詳見各統計表)。庭審中,文化公司、蔡某確認:上述鑒定意見中賬戶收入總金額中和雙方對賬戶收入無異議的金額中多計算了一筆張洲支付的入股費20000元,應予以扣減。文化公司陳述:根據法院調取的《成都市舊機動車寄售車輛成交協議書》,其對附件5《支出異議表》中2018年5月16日蔡某銀行賬戶支出的70000元予以認可,系公司支出的購買奧迪車費用。蔡某陳述:其對附件5《收入異議表》中序號1、3、5、16-20、59項的款項認可系文化公司的收入。

文化公司為本次鑒定向華強公司支付鑒定費15000元。

文化公司申請證人胥某、黃某出庭作證,證人陳述:其系文化公司的股東,蔡某系文化公司的董事長,公司業務收益都是轉入蔡某的銀行卡、微信、支付寶賬號,公司的財務由蔡某管理,由蔡某發放工資。

另查明,2018年8月30日,蔡某在文化公司股東微信群里發送微信,稱“今天可能要用公司賬戶咯”。同日,蔡某的成都銀行卡賬戶支出100000元。庭審中,蔡某陳述:蔡某的賬戶上個人工資與公司收支有混同,其應得的工資也在該銀行賬戶上,只是平時沒有支出,因其要購房,就告知公司要使用該款項,其支出的100000元系其應得的工資。文化公司陳述:該款系蔡某用于支付個人購房首付款,不屬于公司支出;公司除了蔡某和胥某兩位股東沒有工資外,其余員工均領取了工資,胥某收取的工資款項也用于發放員工工資。

蔡某的成都銀行卡賬戶流水顯示:2018年7月4日、7月5日,該賬戶分別收到黃某轉賬的50000元、35280元。審理中,文化公司申請本院向案外人黃某調查上述款項的情況,黃某出具的《情況說明》載明:其轉賬的上述款項系文化公司(蔡某、楊洋)購買凱迪拉克車輛的按揭貸款。庭審后,蔡某又提交了一份黃某出具的《情況說明》,內容為:蔡某購買凱迪拉克車輛的全款為160000元,上戶文化公司并做按揭,為了現場提車,由蔡某支付了160000元購車全款,其再用該車做抵押按揭貸款,并將按揭款于7月4日向蔡某成都銀行卡轉賬50000元及35280元。蔡某提交書面意見稱:蔡某刷卡墊付了該車全款160000元,其于2018年6月13日通過成都銀行卡支付了購車款70100元、通過交通銀行卡支付了購車款39900元,其余款項的交易記錄已查不到明細,因此黃某支付的該筆貸款系文化公司歸還蔡某墊付的車款,屬于蔡某的個人財產;該車的按揭款開始由文化公司還款,2018年11月20日大家分開后,文化公司將車處理了。文化公司稱:該車購車款由公司財產70100元及奧迪車抵款組成,該車登記在公司名下,黃某轉賬的貸款系公司收入,按揭貸款由公司償還。

上述事實有當事人提交的工商信息、身份信息、《公司股份協議書》、《代持股權協議書》、《代持項目股權協議書》、微信聊天記錄、證人胥某和黃某的證言、情況說明、《成都市舊機動車寄售車輛成交協議書》、微信轉賬記錄、《補充鑒定意見書》以及當事人的陳述在案為證。雙方當事人提交的銀行流水、微信轉賬記錄、支付寶轉賬記錄、收條、收據等,分別用于鑒定中審核收支金額,具體意見詳見《補充鑒定意見書》。蔡某提交的另案開庭公告,與本案不具有關聯性,不作為本案證據使用。蔡某申請證人葉某出庭作證,欲證明蔡某在文化公司擔任教練上課、進行業務拓展,有工資底薪和業務提成,因該證人并非公司股東或員工,其陳述不能達到蔡某的證明目的,對該證人證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本案的法律事實發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適用當時的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

蔡某擔任文化公司董事長,負責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高級管理人員執行職務時違反法律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訴辯主張,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蔡某在擔任公司董事長職務期間,是否存在挪用和侵占公司財產而損害文化公司利益的情形,以及是否應承擔相應責任。本案中,蔡某作為文化公司的董事長、實際控制人,公司及其余股東基于對其的信任,約定以蔡某個人名義開設的成都銀行卡賬戶以及其微信賬戶和支付寶賬戶作為公司賬戶。在蔡某負責經營管理期間,蔡某理應將上述銀行卡賬戶以及所綁定的微信賬戶、支付寶賬戶用于公司專款專戶使用,而根據雙方提交的上述賬戶的收支記錄和本案查明的事實,蔡某卻將上述賬戶同時用于個人款項的收支,導致公司財產的收支與其個人財產的收支混同,上述賬戶賬目混亂不清,部分款項無法區分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在上述賬戶收支情況存在爭議、公司無規范完整的財務記賬的情況下,蔡某作為高級管理人員,負責公司經營管理和財務管理,未能進一步舉證證明收入的爭議款項系其個人財產收入、支出的爭議款項系其用于公司經營,亦未能對部分未備注性質的款項作出合理解釋,其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蔡某認為,其微信賬戶、支付寶賬戶還綁定有其他銀行卡賬戶,文化公司對其他銀行卡賬戶支出的款項不予認可,這顯然不正確,或者是鑒定材料不全面。本案中,雙方分別提交了上述賬戶收入證據、支出證據用于鑒定,鑒定意見中雙方收支無爭議的款項均包含了微信、支付寶的支付方式,而部分款項并未明確是否系蔡某微信、支付寶綁定的成都銀行卡的收入或支出。蔡某作為上述賬戶的所有人,應當提交完整、詳盡的賬戶交易記錄用于鑒定,因鑒定材料不完整而導致作出不利于蔡某的鑒定意見,其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關于公司財產收入金額的認定。一、根據《補充鑒定意見書》的鑒定意見,雙方無爭議的公司收入金額為977929.56元,結合庭審中雙方陳述一致的事實,該金額中應扣減重復計算的入股費20000元,故雙方無爭議的文化公司收入金額為957929.56元。二、關于鑒定意見即附件7《收入異議表》中收入爭議金額的認定。1、庭審中,蔡某認可序號1、3、5、16-20、59項的款項系文化公司的收入,對此本院予以確認。該表中序號21項與蔡某認可的序號20項的交易對方一致,交易時間為同一天,故序號21項的款項應列入文化公司的收入。2、序號2、6、7項的交易對方均為文化公司的股東胥某,款項分別備注為入股費、課時費,一筆款項未備注性質。雖然文化公司注冊成立的時間為2018年1月10日,但根據《公司股份協議書》、《代持項目股權協議書》、公司章程的簽署時間,公司在注冊成立前已開始籌備經營,蔡某認為上述款項系其他機構與成都武*公司的結算費用,但未舉證予以證明,本院不予采信。序號4項的交易對方為胥某,款項備注為“藝彩堂分紅”,款項交易時間在文化公司注冊成立之前,根據庭審中雙方的陳述,蔡某與胥某之前曾合作經營另一家公司,文化公司成立后未曾分紅,蔡某稱該款項系2017年合作拳館分紅,故該款項(金額為5954元)不應列入文化公司的收入。3、序號8項的款項金額為7000元,文化公司提交的該款項《收據》顯示為“新都英語招生定金,現金”,因蔡某并非該《收據》的開票人,文化公司也未舉證證明該款項由蔡某實際收取,故該款項不應列入文化公司的收入。4、序號9、10項的交易對方為黃某,交易時間為2018年7月4日、5日,結合黃某出具的兩份《情況說明》,該款項應為文化公司收到的購車按揭貸款85280元,用于購買公司車輛。根據附件3《賬戶支出統計表》,2018年6月13日蔡某成都銀行卡支出買車款70100元及保險,雙方對此并無異議,已列入公司支出款項。蔡某稱其支出該車購車款160000元,黃某轉賬的款項系文化公司應歸還蔡某墊付的購車款。除上述公司賬戶支出70100元購車款外,蔡某并未舉證證明其另行支付了其余購車款,僅憑其陳述和案外人出具的《情況說明》,不足以證明該事實成立,且根據雙方的陳述,該車的按揭貸款由公司償還,故蔡某稱黃某支付的按揭款項系其個人財產的理由不能成立,該款項應列入公司收入。5、序號11-15、22-30、32、34-40、45-47項,交易對方分別為某老師、某學員、某培訓機構及其他個人,上述款項雖未備注性質,但上述款項的交易時間發生在文化公司成立之后,且部分交易對方附件3《賬戶支出統計表》中雙方無爭議款項的交易對方以及文化公司提交的微信轉賬記錄能夠相互印證,故《收入異議表》中的上述款項應列入公司收入。蔡某認為部分款項系成都武*公司的收入、部分款項系其個人應收取的課時費,但未舉證予以證明,即使蔡某在文化公司擔任教練授課,也未舉證證明其收取的授課費不用上交文化公司符合公司規定,且根據前述認定,蔡某應承擔個人財產與公司財產混同而導致賬目不清的舉證責任。故上述款項應列入文化公司的收入。6、序號31、41-44項中交易對方為“成都市成華區藝揚藝術團官方微信”,序號33項中交易對方為“鄧善軍黑帶精英跆拳道館”,轉賬時間在2018年3月至7月期間。上述交易對方與附件3《賬戶支出統計表》中雙方無爭議款項的交易對方能夠相互印證,文化公司稱上述交易對方系其合作業務方。故《收入異議表》中的上述款項應列入公司收入。7、序號48-58項中交易對方為“幺女”(陽*薇)、謝*東、楊*華、瞿*瓊、楊*雨、王*立、陳**豪,與附件3《賬戶支出統計表》中雙方無爭議款項“工資”、“獎勵”等的交易對方以及文化公司提交的微信轉賬記錄能夠相互印證,文化公司稱上述人員系公司員工,收到公司業務款后轉賬給蔡某。故《收入異議表》中的上述款項應列入公司收入。綜上,扣除非文化公司收入的12954元后,《收入異議表》中應列入公司收入的金額為239501.5元,加上雙方無爭議的文化公司收入金額957929.56元,應認定為文化公司收入的金額合計為1197431.06元。

關于公司財產支出金額的認定。一、根據《補充鑒定意見書》的鑒定意見,雙方無爭議的公司支出金額和退費事項金額共計為878653.77元,對此本院予以確認。二、關于鑒定意見即附件5《支出異議表》中支出爭議金額的認定。1、序號1-7、29-52、54、56、58-60、63-72、105、106項的交易對方分別為黃某、胥某、楊洋、張洲,根據雙方的陳述,上述人員均系文化公司的股東,上述款項的交易時間均在文化公司成立之后,部分款項備注為工資、補貼、費用,部分款項未備注性質,文化公司認為不屬于公司支出,但未舉證證明上述人員收取款項的性質,故上述款項應列入公司支出。2、序號8、53、55、57、61、62項的交易對方為胥某,款項備注為過年分成、補分成,上述款項的交易時間均在文化公司成立的當月或次月,根據雙方的陳述,蔡某與胥某之前曾合作經營另一家公司,文化公司成立后未曾分紅,文化公司稱上述款項系結算成都武*公司的費用,故上述款項(金額合計為10160元)不應列入公司支出。3、序號10、11、14、19、76項,款項摘要分別為“夏總消費”、文化傳播公司、“退費給楊儒群”、“西哥聚餐年底食材費”,蔡某未舉證證明支出的上述款項與文化公司的日常經營相關,故上述款項(金額合計為3411.85元)不應列入公司支出。4、序號9、15-17、22-24、26項,款項摘要分別為退費、加油費、餐飲費、修車費、團建費,上述款項分別通過蔡某的工商銀行卡、平安銀行卡、建設銀行卡轉款,蔡某未舉證明非公司賬戶上支出的上述款項與文化公司的日常經營相關,故上述款項(金額合計為5846元)不應列入公司支出。5、序號12項的交易對方為“成都市成華區藝揚藝術團官方微信”,根據其他統計表及前述認定,該交易對方系文化公司的合作業務方,故該款項應列入公司支出。6、序號13項的款項備注為買車70000元,庭審中文化公司認可該款項系支出公司購車費用,故該款項應列入公司支出。7、序號18、20項的款項摘要分別備注為“朱文建明天路補費”、“劉一航健康貓收入”,上述款項分別通過蔡某的工商銀行卡、建設銀行卡轉款,序號21項的交易對方為“幺女”(陽成薇),未備注款項性質。雖然上述人員分別為文化公司的員工或股東,但蔡某未舉證證明支出的上述款項與文化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相關,故上述款項(金額合計為1180元)不應列入公司支出。8、序號25、27、73-75、77-79、80、82、84-93、95、102、103項的款項分別備注為工資、補貼、“三一堂鄒總用餐費用”、“三堂太極收費”、“入股費”、“招生獎勵”等,上述款項的部分交易對方能夠與其他統計表及前述認定、工商登記信息相互印證,可以認定系文化公司的員工、股東,其余交易對方雖不能印證為公司員工,但該款項均系文化公司成立之后的工資支出,文化公司并未舉證予以推翻,故上述款項均應列入公司支出。9、序號81、83項的款項分別備注為“武*李益謀工資”、“武*劉一航工資”,與文化公司無關。序號96-101項的款項均發生于文化公司成立之前的同一天,款項均為“6人補340”,金額均為68元,且其中一筆備注為“武*張洲”,上述款項均與文化公司無關。故上述款項(金額合計為2508元)不應列入公司支出。10、序號94、104項的款項分別備注為“金沙拳館房租”、“衛生打掃費交大”,上述款項能夠與附件3《賬戶支出統計表》中雙方無爭議的“金沙拳館房租”、“交大拳館房租”相互印證,故上述款項應列入公司支出。11、序號28項的款項100000元于2018年8月30日通過蔡某的成都銀行卡支出,款項未備注性質及對方賬戶名,雙方均陳述該款項系用于蔡某個人的購房款。蔡某稱該款項系其在公司的工資收入集存后統一支出,又稱系其家人轉款而來。根據雙方提交的蔡某成都銀行卡賬戶和微信、支付寶賬戶的交易記錄,即使蔡某向胥某和公司員工支付了工資等費用,但其賬戶收入中并無蔡某工資收入的記錄,蔡某也未舉證證明該款項系其家人轉款,結合當日蔡某在微信群中稱“今天可能要用公司賬戶咯”,可以認定蔡某使用公司賬戶的收入支出了該筆個人消費,故該款項不應列入公司支出。三、關于鑒定意見即附件6《退費異議表》中支出爭議金額的認定。序號1-5項的退費,其中序號1項除《收條》外,蔡某未提交轉賬憑證,其余4項雖提交了微信轉賬記錄,但根據庭審中雙方的陳述,2018年11月左右雙方因發生糾紛而分開,而上述款項的支出均在2019年2月-6月期間,且蔡某稱陳某鋼、許某源、袁某唱系其朋友,蔡某未舉證證明上述款項的支出與文化公司的經營相關,故上述款項不應列入公司支出。序號6項“李莉的退費”,庭審中雙方確認該款項與雙方無爭議的“2019年4月19日的海龍退款2000元”系同一筆款項,故該款項不應列入公司支出。綜上,扣除非文化公司支出的123105.85元后,《支出異議表》中應列入公司支出的金額為149140元,加上雙方無爭議的文化公司支出金額878653.77元,應認定為文化公司支出的金額合計為1027793.77元。

綜上所述,蔡某作為文化公司的董事長,收取公司收入款項后,利用管理公司賬戶的便利,存在挪用公司財產用于其個人消費支出以及部分款項未上交公司的情形,其行為損害了文化公司的利益,其應向文化公司返還挪用及侵占的財產169637.29元(公司收入總金額1197431.06元-公司支出總金額1027793.77元)。文化公司多主張的返還財產,本院不予支持。

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一條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蔡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成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返還款項169637.29元;

二、駁回原告成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3904元,由原告成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負擔1374元,由被告蔡某負擔2530元。鑒定費15000元,由原告成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負擔4500元,由被告蔡某負擔10500元。

 


御用导航提示页面-御用导航提醒提示页面汤姆-御用导航最新入口